孤獨龍應臺：有些路只能一人走

　　父親的逝、母親的老、兒子的離，四顧蒼茫的龍應臺越來越孤獨，但她卻走得越發(fā)篤定。

　　龍應臺有太多的標簽。作家、思想家、社會批評家、學者、教授。這個臺灣女子，既彪悍，又溫柔，有大抱負。年輕時活得像唐朝女子，熱烈豐富；今天，完成新書《目送》的她又宛如步入了宋代，風輕云淡，重重滄桑在臉上，遮不住。

　　妝容清淡，五官硬朗，大翻領白襯衫，粉貝殼色指甲，黑色中跟皮鞋——10月底來北京參加《目送》見面會的57歲的龍應臺，正當時。有禮、世故、聰明，絕不口無遮攔�；卮饐栴}，字斟句酌，小心翼翼，于無形中回避所有敏感話題。

　　她對社會積極進言，橫眉冷對千夫指，有萬丈豪情；對兩個兒子安德烈和菲利普則是慈母情深，費心與他們溝通，在一次次熱臉碰上冷屁股后越挫越勇。龍應臺身懷所有職業(yè)女性的喜與悲，只是，她比很多人更孤獨。

　　永遠的插班生與陌生人>>>

　　也許，龍應臺的孤獨是在她未出生時就已注定了的。

　　1949年，湖南衡山火車站。

　　火車馬上要開了，一歲的龍家長子龍應揚在奶奶懷抱里，他的媽媽——24歲的江南少婦應美君今天要來接他。

　　半年前，為與駐守廣州的丈夫、國民黨軍官龍槐生團聚，美君抱著應揚離開家鄉(xiāng)浙江淳安。戰(zhàn)亂時的火車擁塞不堪，就像個大罐頭，塞得滿滿�；⌒蔚能図斏先藗冇美K子把自己綁著，一過山洞就會有人掉下來，死在滾滾車輪下。想到車里已有幾個孩子、老人暴斃，美君臨時決定在湖南衡山站下車，將懷里的嬰兒交給鄉(xiāng)下的奶奶。

　　在廣州半年，美君眼見了太多的生死離散，她決心無論如何要回衡山把孩子帶出來。

　　只是，時隔半年后，衡山火車站，應揚卻遠遠躲在奶奶后面，死活不肯跟這個陌生的女人走。

　　火車要開了，應揚哭，奶奶也哭。

　　在那一剎那，美君猶豫了。她應該冒著孩子被擠死的危險，把他塞進火車？還是等戰(zhàn)爭過后再來接？她把手伸出去，又縮回來�？s回來，又伸出去。

　　哨聲響起，千鈞之重，都在一瞬。美君在最后一秒做的決定是，好吧，留在鄉(xiāng)下。

　　火車開動的一刻，美君像貨物一樣被人從車窗塞進去，一歲的兒子在車外看著她。此后，美君再見自己的長子，已是38年后的1987年。亂世里，任何一個一剎那的決定，都是一生。

　　應美君與丈夫龍槐生后來隨戰(zhàn)敗的國民黨軍隊來到臺灣，生下了女兒，取名“龍應臺”。

　　2009年1月，龍應臺和67歲的哥哥應揚坐在船上。“我們在一條湘江上，這個老人跟我父親長得真像，一口湖南鄉(xiāng)音。我問我哥，你后來怎么想媽媽？他說，他的腦海里總有那樣一幕：有一個在動的火車，一個短頭卷發(fā)的女人在車窗里面。他說小時候只要一聽到火車要出站了，就沿著田埂喊著媽媽拼命追。他心中，任何一個在車窗里短頭發(fā)的女人都是媽媽，而媽媽永遠在一輛跑的火車上，在離開的火車里面，永遠追不上。”

　　作為臺灣“外省第二代”，龍應臺在給大兒子寫信時冷靜分析自己的身份：“終其一生，也是沒有一個小鎮(zhèn)可以稱為‘家’的，我是永遠的插班生、陌生人。”

　　龍應臺永遠記得，父親在世時最喜歡讓女兒陪他去劇場聽《四郎探母》。每次看時，父親的眼淚都是一直流，一直流。流淚的又何止父親一人。“四周盡是中年兒女陪伴而來的老人家，有的拄著拐杖，有的坐著輪椅。他們不說話，因為眼里還有淚光。少小離家老大失鄉(xiāng)的人們從四郎的命運里認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身份困境。”

　　也許那時，龍應臺也再次認清自己這個“臺灣外省人”處境的殘酷和荒謬。時代之劍切斷了她和傳統(tǒng)、宗族的連接，使她懸在半空，永遠無所憑依。

　　溫柔母親被刺傷>>>

　　身份是尷尬的，但龍應臺從小就是個有大志向的人。在臺灣苗栗苑里長大，家境雖貧困，龍應臺卻一直把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”掛在嘴上。1974年赴美國求學，龍應臺獲堪薩斯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，學成歸臺后，她拿起手中筆，掀起了一場文化大風暴。

　　這場席卷兩岸的“龍卷風”，最初是由雜文集《野火集》開始的。24年前的冬天，《野火集》在臺灣出版，21天內(nèi)再版24次，每五個臺灣人就擁有一本。當時的臺灣，累積了多年對體制的不滿，批判的聲音暗流洶涌。隨著龍應臺點燃的這把“野火”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站到了明處。龍應臺在威權的禁忌與被容許的底線之間，找到了微妙的平衡，行走其間，贏得掌聲。

　　“《野火集》是在絕對的天真中寫出來的東西。我覺得任何還會去寫的人都是有天真存在的。”再回首，龍應臺保持清醒。

　　“龍卷風”正勁時，龍應臺隨德國丈夫舉家遷居歐洲，一走就是十三年。期間，她一邊繼續(xù)寫著那些如刀光劍影般銳利逼人的時評文章；一邊以慈母之愛完成了溫暖動人的《孩子你慢慢來》。

　　客居他鄉(xiāng)十三年，龍應臺覺得作為母親自己收獲頗豐，可作為知識分子，自己卻在下沉，因為“離開自己的泥土，有失根的危險”。偶爾回臺灣，她拿著紅酒，看著淡水河，眼淚流不停。異鄉(xiāng)寂寞，龍應臺想要有所作為卻不能，對社會的進言就像放空炮彈，講得激烈，但畢竟遙遠。臺灣著名文化人蔣勛說過她，“你是一匹狼在那邊叫，沒有人和你去對叫，那才是荒涼。”

　　轉機是在1999年。龍應臺應馬英九邀請離開歐洲，離開兩個孩子，回到臺灣出任臺北市第一屆文化局長，為期三年。“龍局長”走馬上任的背后，還有一段不為人知的曲折。那一年，馬英九是先找到蔣勛，請他擔任文化局長。蔣勛知道龍應臺的雄心壯志，極力向馬英九推薦了龍應臺。龍應臺說，那次的回歸她帶著“準備身敗名裂”的心情。

　　龍應臺初上任，很多人便說她干不長。李敖甚至說“龍應臺連三個月都干不了”。但她卻謹小慎微、步步為營。如今回頭看，龍應臺自認這段公務員經(jīng)歷讓她獲益匪淺：“只是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時，我只能看到一個鐘表它的兩個指針是怎么走的。成為官員，有實際經(jīng)驗的時候，我就知道齒輪是怎么回事，知道它工作的原理。這時，再退出評論事情，自然就有了不同的角度和深度。”

　　出任局長的三年，龍應臺一天一通電話打給兩個孩子。除了表達親情，還有尋求慰藉�？伤�記得，有次跟老二菲利普通話，“拿起聽筒，他問我，‘你喝了牛奶沒有？’我愣了一下，說我喝了。他說，‘你刷牙了沒有？你今天功課怎么樣？’”龍應臺意識到，兒子是在用這樣一種方式對母親的關愛表示抗議。本想從孩子身上找尋溫暖的她，倍感“傷害”。

　　2003年，連任臺北市長的馬英九要求龍應臺再做一屆文化局長，但龍應臺卻堅決辭職，重歸學者作家生活。她說自己那時忽然有種感覺，“很怕贏得了全世界，卻失去了自己的孩子。”

　　龍應臺離開歐洲那年，大兒子安德烈十四歲，臉上有嬰兒肥。辭任文化局長時，安德烈已經(jīng)是十八歲的青年，談了戀愛，有了駕照。“我發(fā)現(xiàn)他再不讓我擁抱他，離得遠遠的，而且你要是出現(xiàn)在他和他的朋友當中，會讓他覺得很丟臉。”在臺灣，曾有記者問安德烈，如果龍應臺現(xiàn)在20歲，她可能成為你的女朋友嗎？安德烈斬釘截鐵地回答，“不可能！”

　　傷感無奈的龍應臺想重新“找回”兒子。于是，她向安德烈建議，以通信的方式交流兩人的思想，并以專欄形式在報刊發(fā)表。讓龍應臺“嚇一跳”的是，安德烈居然同意了，但條件是：“你不要再打那么多電話‘騷擾’我。”

　　此后，龍應臺開始了和兒子艱難的書信溝通。“必須是我寫信給他，先要寫一遍中文的文章，中文的文章寫完之后，還要用英文寫一遍，把英文的給他，他用德文回復我，德文版到了我的手里，我還得把它翻成中文，四道手續(xù)。”

　　龍應臺與安德烈的通信最終集結成書，《親愛的安德烈》于2008年出版。“這不是親子書，而是將我的挫折展現(xiàn)出來，這是龍應臺的受傷筆記。”

　　四顧蒼茫，唯有目送>>>

　　如今的龍應臺，離婚之后再次客居他鄉(xiāng)，這次是香港。作家柏楊生前曾說：“龍應臺有許多想法和做法，都是我年輕時會干的事，大概每個有志之士都要經(jīng)過這一段吧。我是晚年才進入中庸之道，站在外面往里看，我認定，龍應臺的軌跡大致也如此。”

　　柏楊一語成讖。在經(jīng)歷了生活的起起伏伏后，現(xiàn)在的龍應臺，愈發(fā)溫情。她寫作生死筆記《目送》；她越來越喜歡把父母掛在嘴上；她念念不忘的是這個畫面：完成博士學位后，她回臺灣教書。大學報到第一天，父親用他那輛運送飼料的廉價小貨車長途送她。可父親并沒開到大學正門口，而是停在側門的窄巷邊。卸下行李后，父親爬回車內(nèi)，頭伸出來說：“女兒，爸爸覺得很對不起你，這種車子實在不是送大學教授的。”之后，龍應臺看著父親的小貨車小心地倒車，然后噗噗駛出巷口，留下一團黑煙。直到車子轉彎看不見了，她還站在那里，一口皮箱旁。

　　幾十年后，當龍應臺目送父親的棺木緩緩滑向火葬場的爐門時，她也終于慢慢地了解，“所謂父女母子一場，只不過意味著，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。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，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，而且，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：不必追。”

　　父親的逝、母親的老、兒子的離，龍應臺越來越孤獨，然而，她也越來越篤定。她說，曾經(jīng)不相信性格決定命運，現(xiàn)在信了；曾經(jīng)不相信色即是空，現(xiàn)在信了；曾經(jīng)不相信船到橋頭自然直，現(xiàn)在也信了。她也悟出“有些事，只能一個人做。有些關，只能一個人過。有些路，只能一個人走。”即便四顧蒼茫，唯有目送，如今的龍應臺也會勇敢面對，素顏修行。

　　龍應臺：我沒有一個出色的角色>>>

　　從《野火集》到《目送》，你寫作風格變化的原因是什么？

　　龍應臺：我發(fā)現(xiàn)在解釋龍應臺寫作風格發(fā)展時，中國大陸和海外有兩種不同的態(tài)度。大陸有一種聲音——當初寫“野火”的人，怎么越寫越小了，怒目金剛怎么變成兒女私情？而在海外看法剛好相反。海外反而會說，龍應臺從小變大了，以前你是針對社會現(xiàn)實去寫文章，但那些都是立即的、短暫的、表面的，真正接近生命本體的，其實是《目送》這樣的寫作。在這兩種不同的態(tài)度里，我覺得透露了非常多的文化深層信息。

　　《親愛的安德烈》中，在大陸最流行的文章是《給河馬刷牙》。能否講講背后的故事？

　　龍應臺：在香港大學時，我是教授，安德烈是學生。本可以搭同一輛車去學校，但卻是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關系如同室友。有天晚上，我失眠了，一個人到陽臺上去。我在那里坐了一會兒，長手長腳的安德烈就出來了，開始抽煙。他突然開口，“如果我將來變成一個非常普通的人，你會不會對我很失望？”安德烈的話很震撼我。之后我寫信告訴他，對我最重要的，不是他有否成就，而是他是否快樂。如果每天為錢的數(shù)字起伏而緊張而斗爭，很可能不如每天給大象洗澡，給河馬刷牙。

　　家庭這個概念一直貫穿在你寫作當中，家庭對你而言意味著什么？

　　龍應臺：家庭是你的來處，所以在理想上，她是一個人生命旅途最安全的地方。但是，不是每個人都那么幸運，有時候家庭也是一個最充滿壓迫的地方。在一些最徹底的、最重要的人生的核心的東西上，連家庭也幫不了你。

　　你人生中哪個角色做得最為出色？

　　龍應臺：我沒有一個演出非常出色的角色。孩子小的時候，我做母親做得最好，但孩子長大之后變成了怪物，我不知如何面對，所以才寫了受傷筆記《安德烈》。我作為妻子更失敗。作為女兒，很晚熟，雖然也會帶父母看戲，帶他們散步。只是根本不懂什么是老，什么是死。等到從父親那兒學到什么叫老，什么叫死之后，再回頭照顧老了的母親，我發(fā)現(xiàn)我比以前會了一點，但仍是一個學習非常非常慢的女兒。

　　作為事業(yè)女性，當初你決定生孩子時有過艱難的選擇嗎？

　　龍應臺：一點沒有。我迷戀小孩，我可以白天寫《野火集》，晚上給孩子哺乳。當月光照下來，我坐在黑的房間里喂奶，我覺得這才是人間一等一、頂天立地的大事。

　　你的身體當中有一個硬的龍應臺，似乎也有一個很柔軟的龍應臺？

　　龍應臺：我一直覺得，每個人身上都同時存在著陰和陽、硬和軟、剛和柔的元素。對我而言，橫眉冷對千夫指這件事，跟俯首甘為孺子牛是完全協(xié)調(diào)的。你往往是為了懷里喂奶的那個嬰兒他將來的幸福，你會去橫眉冷對千夫指；你往往是因為心中有愛，才會去做怒目沖冠的事。

　　你如何看待孤獨，又是如何與它相處？

　　龍應臺：任何形式的創(chuàng)作者，不管是作家、畫家還是導演，孤獨都是創(chuàng)作的必要條件。我不知道大陸熟不熟悉圣嚴法師，有次和他聊天，我們談到人在天地之間終究是無所憑依的孤獨。你真能面對生老病死，就真的明白，在這世間，沒有什么可以附著依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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